笔者在研究日中翻译问题时，偶然翻阅到一本明治时期出版的音乐教科书。该书的版权页上赫然印着“不许汉译”的字样。我当时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为何在日本出版的日文著作会用中文写着“不许汉译”。于是我有翻看了一些同时期的出版物，发现这样的现象并不是个例。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初等乐典教科书』山田源一郎，多梅稚著，开成馆，明治三十七年（1904）
日清战争中国败给日本后，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邻国日本。通过翻译日语介绍西洋的著作，借此来推动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其后，中国人大量来日本留学，加之汉文体写成的日语著作对中国人来说翻译起来比较容易。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20年间，从日文书翻成中文书籍最多，可以说日本成为了中国近代化的源流。
日中之间围绕着日文书的翻译问题，中国方面大量翻译日文书籍，直接给日本出版商带来损失。围绕着日文书的汉译问题，其背后不单是经济问题，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日中抱有各自的意图。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败战为契机，中国人将目光朝向了亚洲的日本。当时由于日本很多的著作皆由汉文体作成。这对于通晓汉文的中国人来说，读解起来较为容易。加上《东文典》《和文汉读法》等日语速成书的流行，中国近代的著名文化人，蔡元培、周作人、鲁迅等在学习日语的初级阶段，都受到其恩惠。包括鲁迅在内，留学生从事翻译活动，大量的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梁启超回忆到当时的情况:“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面临着选择的矛盾。在日中文化交流层面上看，日本人支援，协助日文书的翻译，出版，但从法律，出版等社会经济活动层面上来看，大量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流通给日本书籍商，著者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容忽视的。日本方面面临着这样的难题，既要支援中国的近代化，又不能让日本蒙受经济损失。日文的翻译多由两国的知识分子共通协力而完成。日本古来蒙受中国学恩，不能向中国要求版权等同情论催生了善邻译书馆等积极将日文书翻译成中文的团体，在中国知识分子之间也有一定的知名度。日文书的翻译问题并不是哪一国单独的问题，应该考虑到日中两国在译书问题上是如何协作与交涉的。联想现在，中日之间学术翻译交流，很多情况下，作者都是免去版权费用。当然这里面一是学术书籍受众有限，也有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见解发挥着作用。
文／李海
编辑修改 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作者略历
李 海
毕业于名古屋大学，文学博士。2012年9月开始在香港卫视东京记者站工作。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综合研究所运营委员，安保政策研究会研究员，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奖学会委员。著书《流亡日本期间的梁启超》(日语，樱美林大学东北亚综合研究所出版)翻译《日本如何面对历史》（人民出版社）监译《融冰之旅――日本原政要北大讲演录》（人民出版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