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促使近代中国开始海外留学
早在隋唐时代，日本就向中国派遣了二十几批留学僧和留学生，开辟了中日交流史上最初的苦学之路。千年之后，两国之间的留学的目的地从中国转向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
是鸦片战争（1840～1842年）惊醒了沉睡的大地，中国开始关注西方。1872年，中国终于将三十名留学生送出国门，赴美深造，他们也成为中国最早的公派留学生。
甲午战争（1894～1895年）的败北，让中国意识到在近代化发展上，日本值得借鉴，且两国情势风俗相近、文字相通，与其远赴欧美,不如就近留学日本。于是，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1896年），中国立即付诸行为，派遣了十三名留学生赴日探索，由此开启了中国青年留学日本的序幕。而日俄战争（1904～1905年）中日本的胜利更是激励了中国的奋起，当时在东京求索的旅日留学生已超过了万人。
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日本是上述战争的直接受益者。接受留学生的动机必然与中国大有不同。但是，从结果而言，近代留学日本始终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近代留学日本的过程中也辉映出了一些日本机构和人物的作用。
本文尝试对其中具有启示性意义和参照价值之处予以归纳整理。
日本近代教育家：嘉纳治五郎
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裕庚与日本外相西园寺公望交涉，希望日本接收中国官费派遣的留日学生。当时积极响应西园寺外相的是其老朋友，时任东京高等师范学院校长的嘉纳治五郎（1860～1938年）。
嘉纳治五郎是日本人尽皆知的柔道创始人，第一位出任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的亚洲人（1908年），日本知名的近代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原本在教育前沿执教，被文部大臣井上毅看中，于1893年出任日本最早的公立教育机构——东京高等教育师范校长，以“乐于教育天职”为座右铭，在此位置上奉公25年之久。
嘉纳治五郎自幼学习四书五经，18岁起进入汉学塾二松学舍（现二松学舍大学）深造，同时还在东京大学专攻哲学，其夫人须磨子之父是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竹添进一郎曾跟随文部大臣森有礼访问清朝，并在游历清朝时期的中国之后，写下专著《桟云峡雨日记》，之后还出任天津总领事等职务。
儒家思想和汉学是形成嘉纳治五郎思想和人格的核心，他以《论语》中的“三达德”智、仁、勇为鉴，结合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John Locke (1632～1704年)和德国教育家Johann Bernhard Basedow （1724～1790年）的主张，提出了“智、德、体”三育主义。
1916年，在全校师生集会上，嘉纳发表了贯穿自身教育生涯的教育观。
教育之事 天下莫伟焉 一人德育广加万人 一世化育远及百世
教育之事 天下莫乐焉 陶铸英才兼善天下 其身虽亡余薰永存
嘉纳治五郎在当时“和汉洋三学”中洋学盛行的社会氛围下，依然思想根植儒学，心系汉学。所以嘉纳治五郎在宏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时，先后接收了至少8000名以上的中国留学生。这其中就包括陈独秀、杨昌济、鲁迅、黄兴、杨度、秋瑾、田汉等后来中国历史上的诸多伟人。
1893年嘉纳治五郎出任东京高等师范校长之后，首先着手的工作就是创办国汉专科，旨在树立和汉并举的教养轴心，并于1895年正式开课。而后他还委托宏文学院教授编写汉译日语教材，便于没有时间突破语言关的留学生迅速掌握日语，运用两国共同使用的汉字边学日语边攻专业，起到了与留学生共同深耕汉字文化的作用。
时任宏文学院教授松本龟太郎所编写的日语教科书《松本龟次郎选集》（拓殖大学图书馆收藏）
第一所旅日学堂：宏文学院
1896年6月9日，《朝日新闻》报道了清国首批赴日“官费留学生”的消息。报道说，驻横滨领事吕贤笙将率领选自苏州、宁波的13位留学生抵达日本。对此，嘉纳治五郎在神田区三崎町租借好民房，供留学生起居，并安排本田增次郎教授负责管理照顾，利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室进行教学。
1899年，嘉纳治五郎在留学生的住处挂起了“亦乐书院”的招牌。“亦乐”取自《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后，更多留学生来到这里读书，嘉纳治五郎也逐渐做好准备，将书院转型为正规教育机构。并在小村寿太郎外相的协助下，1902年书院改为正式教育机构的申请获准，更名为弘文学院，并迎来了早期的留学先驱：鲁迅、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陈独秀、李书城等人。后来搬迁到牛込区西五軒町的弘文学院校舍更加壮观，愈发成为人所重望的培养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基地。
昔日的弘文学院旧址，现住友不动产饭田桥大厦3号馆一带
1902年5月，嘉納治五郎在《国士》在第五卷44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清国”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欧洲诸国间逐渐暴露出分割清国的野心。我们要促醒清国朝野的觉悟，同时也须明知，与清国唇齿相依的我国将被卷入危机的漩涡，有识之士当唤醒清国自觉，促进两国协力合作，以保全清国。由于两国地理文化关系紧密无间，故鼓励日本人进发大陆，开发大陆资源。此乃宏文学院创立之根本，而尽心支那留学生教育之举则基于“东亚经论”。
同年，受1898年发表《劝学篇》的张之洞之邀，嘉纳治五郎克服种种困难访华。在《嘉纳治五郎大系》第九卷中，收录了他历经四个月的考察纪实《清国巡游所感》。文中他如实地记载了归国留学生的忧国之志，也真实地反映了留学生展现才华受限的状况，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痛心疾首。他还诚恳地指出，基于中国自身的特点，改革速度不应操之过急，当和平渐进。在教育领域，推进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才解当务之急。时至今日，其观点依然予以人们以启示。
1905年7月3日，清政府在保和殿举行廷试，也是首次归国留学生考试，13名留日学生中除因病中途归国者以外，唐宝鳄等三人被授予进士称号，其他人分别被授予举人或官职。对此，《朝日新闻》在7月11日（日本留学生殿试）、7月17日（日本留学生的采用）、7月20日（殿试及第的留学生）接连报道，在日本社会掀起了关注中国留学生的热潮。1906年，弘文学院在校生达1615人，规模实属日本首位。不过，因忌讳乾隆帝弘历之讳号，弘文学院遂改名为“宏文学院”。教学形式也应对中国的需求，主要进行“速成教育”，专业也以解决燃眉之急的师范教育为主。
时至此时，接受私费留学生的私立学校纷纷涌现，留学生中间不断出现反清言行，包括宏文学院在内，这些学校都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各种指责。于是，日本政府配合清政府，在1905年11月2日公布了限制参与革命活动的“留学生取缔规则”。对此，引发了留学生的集体归国、陈天华蹈海自杀等抗议行动。
另外，清政府发现在派遣官费生初期阶段实施的“速成教育”方式也有待调整。因为其学制 为3个月至1年半不等，配置中文翻译，教授专门知识。但是，若欲获取更加深层的教育效果还须参照正规教育的条件。基于以上问题，清政府协同日本文部省调整修改，共同制定了“五校特约”，即从1908年起，15年内派遣165名留学生，分别前往五所合作院校学习。这五校中包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清政府为每位留学生每年缴纳200至250日元的学费。
至此，宏文学院退出留学生教育的舞台，于1909年停课关闭。尽管该校只留下短短七年的校史，却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衔接了中日在共同教育领域的前行之路。七年间宏文学院共接收了7192名留学生，其中3810名学成毕业，成为擎定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支柱。因关东大地震导致的火灾，当年的宏文学院早已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知道其遗址的人已寥寥无几。2007年，温家宝总理访日之际，在国会演讲中还专门提到了该校的独特作用。
本文作者参加十集记录短片《穿越日本的星星之火》摄制，介绍中国近代留学日本历史。
占春园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正如当年遣唐使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明进展那样，近代赴日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对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面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今天，在东京文京区原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旧址的一部分——占春园中屹立着一座嘉纳治五郎的铜像，仿佛还在此处守护着中日两国共同培育的教育成果，提醒世间重新审视汉字文明的价值与作用。
本文作者走访占春园
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大塚的占春园是德川光国的异母弟、松平赖元于1659年修建的庭院。当时与青山的池田邸、溜池的黑田邸并称为江户三名园。1903年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自汤岛搬移到此，占春园便成为该校的一部分。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886年建校，简称东京高师。其前身是东京师范学校，是日本近代第一所培养小学教师的学校。它于1872年创办，聘请美国人斯柯特为专任教师。引进美国师范学校注重教授法的教学经验和美国的小学教科书、教学参考资料、教具，实行班级授课和新的教学方法。1873 年 6 月设立附属小学校，作为师范生教学实习和实验场地。1875 年又增设中学师范科，培养中学教师。该校还设有编辑局，承担全国小学新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制定小学教学计划，在全国推广。
随着日本推广近代初等教育事业的成功进展，该校在1886 年改名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旨在培养中等教育师职，成为日本最早的一所师范院校。因此，从建校伊始就被称为是“教育的大本山”。
而后该校伴随中等教育的稳步发展，再度履新提升，步入高等教育的殿堂。 1929 年，被纳入东京文理科大学，1949 年以来先后倂入东京文理科大学、东京教育大学等等，1973 年正式成为筑波大学的教育学部。
在这所历经近代教育从无到有的学校，清末以来，中国派遣了诸多精英前往深造。因为近代启蒙教育是当时的治国首需，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都出自该校。中国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父、中国近代教育家杨昌济就曾经作为留日官费生，从宏文学院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李达、钱学森之父钱家治、嘉兴第一中学知名校长张印通、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张香山，北京高等师范、武昌高等师范创建时期的教职员工许多都毕业于该校。
《东京高等师范学院一览》
文：王敏
编辑修改：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主要参考文献
１、宏文学院における中国人留学生教育——清末期留日教育の一端——
２、清朝末期における留日師範生の教育実態に関する研究
３、谭璐美『帝都東京を中国革命で歩く』（白水社 2016年）
４、安藤彦太郎『未来にかける橋――早稲田大学と中国――』（成文堂選書 2002年）
５、王敏『周恩来たちの日本留学』（三和書籍 2015年）
６、王敏『嵐山の周恩来』（三和書籍 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