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 - 中国的新能源政策带来国际秩序重组，或对日本影响巨大

中国第15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建设能源强国”，其核心为“技术依赖性”与“体系依赖性”能源体系的构建——有可能对日本的能源安全保障、产业竞争力以及对外经济战略产生重大影响。日本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王婷公布了有关调研报告。她指出，中国的规划有可能带来国际能源秩序重组，同时还向日本建言，在能源相关的国际供应链中，需要采取适当结合与中国企业竞争与协调的灵活战略，这一点颇为引人关注。

新能源示意图

以活用AI、数字技术的电力为核心

王婷主任研究员于6月4日发表了题为《中国构想的‘新型能源体系’——正在转型的国际能源秩序，亟待做出应对的日本》的报告。“新型能源体系”已被纳入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2026年3月召开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在中国政府未来五年（2026～2030年）的经济社会运营方针中，被定位为“新型能源体系”支柱的是“技术依赖性”与“体系依赖性”能源体系。该体系的核心是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供给结构和高电气化率的系统。具体而言，以电力为核心，利用可再生能源、蓄电池、人工智能（AI）及数字技术进行高度的供需调节。以往的化石燃料中心系统的定位则转型为能源的补充与调节。

前述报告对“新型能源体系”构想的具体形态作出如下说明：煤火电、天然气火电等现有电源将作为弥补可再生能源输出波动的备用电源和调节电源；制造、运输、建设等领域也将扩大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同时实现脱碳化与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为应对伴随可再生能源大量导入而出现的电力供需剧烈波动以及供需结构的复杂化，重视利用AI和数字技术对发电、输电、配电、蓄电及需求侧管理进行一体化整合与优化。

高度的可实现性

这套能源体系的可实现性如何呢？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周期（2006～2010年）以节能政策为核心课题；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周期（2011～2015年）将光伏、风力、电动汽车（EV）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周期（2016～2020年）大范围布局太阳能与风力发电；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周期（2021～2025年）大力扶持了EV和蓄电池产业的发展。报告指出，依托过去20年间层层递进的政策布局，中国稳步推进了技术开发的强化、供应链的构建、需求刺激措施的引入、可再生能源供给基础的扩大、以及通过需求侧的电气化和蓄电能力扩充来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举措。尽管在应对输出波动、完善输配电网等层面仍存在诸多课题，但中国落地“新型能源体系”的可行性已然处于很高水平。

存在在其他国家导入推广的可能性

报告着重强调这套模式具备向其他各国推广普及的可能性。对于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这将成为实现能源独立的现实手段，加之中国企业正面向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区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设备与产品的出口规模，中国制造的产品已在诸多地区落地，因此存在重塑国际能源秩序的潜在趋势。

预计日本会遭遇显著冲击。首先，报告指出，伴随着日本国内可再生能源的普及程度日益提高，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正在升高。在太阳能发电领域，中国企业已在整体供应链中占有压倒性份额；在蓄电池领域，中国企业的成本竞争力和量产能力也极高。在太阳能相关设备和锂离子蓄电池方面，来自中国的产品已占到整体的70～80%。随着可再生能源导入规模的扩大，日本在太阳能电池板、蓄电池、电力设备、电子设备乃至部分关键矿物的加工品方面，对中国的依存度都或将进一步攀升。

此外，报告还指出，如果中国在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竞争力，日本企业此前保持优势的部分制造业领域也有可能面临国内产业基础被削弱的风险。由于可再生能源对中国依赖的加剧，可能会以不同于日本依赖化石燃料进口的形式，产生新的经济安全保障上的脆弱性。报告分析认为，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或出口管制强化，供应链的混乱很可能会使日本的能源供给遭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除却本土层面的冲击之外，报告还预测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同样将陷入严峻处境。过往日本依托技术可靠性、运营实操经验、运维管理能力等优势，面向新兴市场国家开展基建设备的出口；而今中国企业通过叠加价格竞争力、资金投放能力、短交付周期、成套设备打包交付等多重优势，行业内存在感持续攀升，日本企业想要守住传统优势已然难度大增。

（摘自日本综研经济政策报告《中国构想的‘新型能源体系’——正在转型的国际能源秩序，亟待做出应对的日本》）

应采取竞争与合作适度平衡的组合战略

那么，日本应当采取何种应对路线呢？报告强调，首先不要将中国视为“威胁”而简单切割排斥，而是要战略性地找准自身的国家定位。从军事和经济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确实存在需要警惕的领域。然而，考虑到中国在脱碳相关技术和产品供应能力方面拥有的压倒性存在感，从供应链中全面排除中国是不现实的。报告建议，在这套由资源依赖型转向技术体系依赖型的全新能源秩序之下，日本有必要明确自身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独特价值。

其次，报告提醒，日本在高功能材料、制造装置、控制技术、精密仪器、电力系统运用技术等领域依然拥有优势。日本不应在成品赛道和中国正面展开价格厮杀，战略重心应当向上游工艺、基础技术、高附加值赛道倾斜。例如，在新一代电池材料、半导体制造装置、功率半导体、输配电控制系统、高效电力转换设备、系统稳定化技术等领域，日本企业的竞争力很强。通过在这些领域进一步强化竞争力，便能在包含中国在内的国际供应链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

此外，报告还指出，活用日本企业已有的对华业务根基、妥善统筹与中国企业之间竞争及协作关系的战略具备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新兴国家市场，相比日本企业单独入局，不如和中国企业分工协作更能确保商机。例如，在节能和提高能效、可再生能源与蓄电池并用、氢能、微电网等领域，可以搭建互补合作模式：日方提供高性能部件、控制系统和运营经验，中方承担设备供应和建设能力。报告认为不可将所有领域一概视作零和竞争，需要在防范技术外泄、兼顾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分领域审视合作的可行性，秉持灵活应变的姿态。报告提出了，不仅需要企业自身发力，政府同样必须落实对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扶持、推进人才培育、强化出口金融支持、重塑基建外交等一系列战略性应对举措的建议。

日本向新能源体系的转型停滞不前

关于日本的现状，王婷主任研究员是如何看待的呢？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某种层面来讲，日本同样重视‘技术与体系依赖性’能源体系。尤其是在资源限制极强的日本，依靠节能技术、电力系统稳定运行、蓄电、需求响应、分布式能源管理这类技术与体系层面的优化举措，保障了能源稳定供给与利用效率，日本的这一特征表现得十分突出。这被认为是日本长期积累的成果，属于优势领域。但是，日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依然很大，尚不能断言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中心的新能源体系的转型已充分落地。从这一层意义而言，虽能看出日本存在朝向“技术与体系依赖性”模式发展的倾向，但这套模式作为完整体系已然成型这一点，目前尚且难以判定。顺便提一下，中国现阶段同样没有完全建成整套体系，仍处于试验阶段。”

王婷主任研究员于199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8年完成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2002年完成该校博士课程，入职日本综合研究所。2000～2001年担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其研究和专业领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政策及产业动态。

另有报告印证了中国产业快速崛起的态势

从专利持有与应用维度评估可见，日本企业依旧保有强劲竞争力，这一点在国际学术与专利信息调研咨询企业科睿唯安1月发布的“2026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榜单中同样能够得到佐证。在获评凭借技术研发与创新引领全球的百强企业及机构当中，上榜数量最多的是日本企业，共计32家。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虽较上一年增加1家，但只有7家。不过2019年时日本上榜39家、中国当时才3家，由此可见中日两国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

中国企业实力飞速壮大的现实，在日本综合研究所首席主任研究员岩崎薰里2023年11月发布的报告中同样能够得到印证。该报告揭示了中国企业正引领东南亚各国社会数字化高速推进的实际状况。报告显示，日本信息通信企业几乎没有施展空间，日本企业乃至整个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正持续下滑，这一趋势在此后并未发生改变。2025年1月，日本综合研究所研究员藤本一辉发布报告，明示了中国在信息通信设备（智能手机、服务器、个人电脑等）全球出口总额中的市场份额正实现跨越式提升的实际情况。2010年代超过30%并维持在接近40%的水平，反观日本的市场份额则跌破1%，二十年间萎缩至原先的十分之一。日本国内信息通信设备整体供给量相较新冠疫情扩散前的2019年增长了20%，但国内生产量却减少了40%。随之而来的是进口产品在总供给中的占比急剧攀升，其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尤为突出，占全部进口份额的69%，这一状况也被报告清晰地披露了出来。

日文：小岩井忠道（科学记者）
翻译：JST客观日本编辑部

【相关网站】
日本综研经济政策报告《中国构想的‘新型能源体系’——正在转型的国际能源秩序，亟待做出应对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