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当地时间10月1日上午11时30分（北京时间17时30分），卡罗琳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宣布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花落美日两家，分别授予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詹姆斯・P・艾利森（James・P・Allison）教授与日本京都大学本庶佑（Tasuku HONJO）教授以表彰他们在癌症治疗领域所做出的开辟性工作，使免疫疗法成为继手术、放射治疗和化学疗法之后的第四种癌症疗法。

关于两位教授开拓的癌症疗法的原理与最新进展，请参考“客观日本”公众号中的“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京都大学本庶佑教授和美国德州大学James P．Allison教授[网址]”，在此不多赘述。本文将更多地聚焦于本庶佑教授的治学态度以及京都大学的有利于产出具有独创性科学思想的科研环境。

在2018年10月2日召开的获奖记者发布会上，本庶佑教授亲口宣布将把所获约5750万日元的诺贝尔奖金全额捐赠给母校京都大学。让我们来看看本庶佑教授与京都大学的不解之缘。

本庶佑在1942年1月出生于一个医学世家。在他读小学的时候，由于其父到山口大学任教授而一同搬到了山口县生活。本庶从小表现出极强的好奇心，拆解、重组家中的手表、收音机算是常事；在学习上又有很强的自律性，中学2年级时参加3年级的模考，成绩已经排进了县里的前十名。

少年不识愁滋味，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想过去当外交官、律师等，后来遵从了父亲的建议考入了京都大学医学部。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划艇部、英语口语社群、还担任过乐队里的长笛手。总而言之，文理兼备，精通英语，外向的性格等等为他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来自新生技术的触动让他下定了初心，良师的指导让他在奋斗之路上全速前行。在他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读了柴谷笃弘（日本生物学家、评论家）写的《生物学的革命》，书中预言了精准修正DNA异常的未来世界，也就是说柴谷在很早就预见到了生物学与医学的结合。冥冥之中这本书也让本庶找到了一生为之奋斗的方向。有了远大的目标，还需要积跬步前行。在柴谷与其父亲的推荐下，本庶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进入了刚刚从美国回到京都大学并在日本开创了生物化学专业的早石修教授（著名生物化学家、医学家，日本的第一位沃尔夫奖得主）的实验室，早石教授离开京都大学后，本庶又在其得意弟子西冢泰美教授（日本的第二位沃尔夫奖得主）门下获得了博士学位。

早石修教授与年轻时的本庶佑（图片来源：JT生命誌研究館网站）

可以说，在20几岁就能接受大师级科学家的指导与熏陶，也让这位年轻人把他那旺盛的精力都集中在了科研上，从而也使他形成了潜心专研、不断挑战新课题的价值观。同时，在大师的熏陶下，也让他在学术上形成了怀疑权威的思维习惯。他最常对学生们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怀疑一切！（Stick to the Question）”。

极强的好奇心、旺盛的精力、对科研的专注、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之在美国顶尖科研机构接受的免疫学方面的训练，让这位年轻人在回国后很快就脱颖而出，在回国后的第5个年头被大阪大学破格提拔为教授，那一年他才37岁。

1984年，他回到母校京都大学一工作就是30多年，并在这期间完成了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发现。本庶教授在科研上最大的特点就是治学严谨，而且严谨得近于苛刻。大阪大学医学研究科刘莉副教授在京都大学读博士后时期的导师就是本庶教授的学生，她的一些同事与朋友也都在本庶实验室里工作过（参见本站报道：京都大学副教授刘莉等中日研究者成功制作出心肌细胞组织——有望治疗心肌梗塞 网址）。本庶教授严格的治学态度，已经成了京都大学医学部众口相传的故事。

京都大学医学部本馆与本庶实验室（图片来源：京都大学校友Yusuke Toyoda提供）

据说，有一次本庶实验室的两个学生要去东京参加学会并进行Poster展示。当时由于本庶教授在国外出差，这两个学生没有让老师审查报告内容就准备直接到学会上去做报告了。恰巧在他们从京都坐新干线前往东京的时候本庶教授回到研究室，发现Poster中的实验结果有些小瑕疵，就马上要找这两个学生修正结果。那时候还是没有手机的时代，本庶就直接打电话给运营新干线的铁路公司，要求在每个新干线停靠站“通缉”那两名学生。当这两名学生在名古屋站停靠并听到自己的教授点名要他们迅速回学校时候的惊诧表情是可以想象的。最终两名学生返回京都，修改了实验结果连夜做出了新的Poster，乘次日早班新干线赶往了东京。

还有一次，本庶教授实验室的一名博士生准备去海外结婚，并已经订好了飞往夏威夷的机票和当地宾馆。他本以为到婚期前能够得到满意的实验结果，然后再向老师请假。可是事与愿违的是实验结果始终无法令本庶教授满意，眼看着婚期临近又无法启齿。根据那个博士生对老师的了解，最后的最后他还是默默地取消了机票与宾馆，推迟了婚期。

除治学严谨之外，他也有待人亲切、喜欢鼓励年轻人的另一面，俨然如有一个藤野先生。在上海科技大学做研究的木全谕宇助理教授回想起本科时代，他在课堂上问了几个问题，本庶教授对他的表扬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大阪大学刘莉副教授也谈到，当年本庶教授的实验室就在不远处，中午吃饭遇到时也都会亲切地和年轻人打招呼。同时她也强调自己也是在学术上鸡蛋里挑骨头，在生活里与研究室同事如同一家人的行事风格，这主要是受京都大学博士后时候的导师影响，可以说也有着不少本庶实验室的影子。

京都大学培养出的诺贝尔奖得主（作者整理)

刘莉还谈到，当年她在京都大学做科研的时候，加上这次的本庶教授在内自己周围就有三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京都大学，与诺奖得主做同事、做邻居似乎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京都大学到目前为止共有10名诺贝尔奖得主，已经成为日本获得诺奖最多的大学。

究其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于京都大学的科研系谱的传承与自由思想带来的突破。在这里不得不说汤川秀树的获奖给日本科技界带来的冲击，让日本科技界认识到东方人也是可以挑战诺贝尔奖的。纵观上述的10名诺奖得主，其中有4名与汤川秀树有着关系。朝永振一郎是汤川的同学，益川敏英与小林诚是汤川的得意门生坂田昌一的学生。2008年小林诚、益川敏英与南部阳一郎（当时已是日裔美国科学家）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野依良治虽然与汤川秀树不是师徒关系，很巧的是，汤川在1939年准备在德国的学术会议时由于受到英德战争危机的影响不得不从德国经由美国返回神户，野依的父母正是在这一路上与汤川相结识。当1949年野依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汤川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野依的父母也每每会骄傲地谈起这份缘分，这也让野依从小立志进入科学界并成为汤川那样的科学家。同样，本庶也是继承了早石修与西冢泰美的衣钵，这两者虽然未能获得诺贝尔奖，不过沃尔夫奖也已经非常接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水平。

以汤川秀树为中心的京都大学诺贝尔奖得主关系图(作者根据Wikipedia资料以及野依良治先生口述内容整理）

学术自由是京都大学的办校方针，福井谦一与山中伸弥是京都大学中凭借自由思想取得了重大突破的代表。福井尝试将量子力学理论导入到化学领域，山中尝试用皮肤细胞来代替生殖细胞制作万能干细胞，在他们的那个时代这些想法都是挑战了主流科学思潮，甚至有些大逆不道。就像下图这样学生们批判大学管理方的标语牌可以被允许放在大学标志性建筑物之前一样，福井与山中的想法与做法在京都大学并不会被他人所诟病。

京都大学百年纪念馆前的学生运动标语牌（作者拍摄）

最后，作者也认为京都大学之所以高产诺奖，也是与京都的城市气质不无关系。鸭川从京都大学吉田校区的西侧静静流淌，衔远山，依然是千年前的景象。京都在都市规划上极度限制了商业对其传统的冲击，古街古寺依然是整个城市的基调。古寺里的钟声更像是穿越千年时光涤荡而来， 这样的环境可能更会让人去追求那些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更基础、更底层的自然规律。

流经京都大学的鸭川（作者拍摄）

文 周少丹 JST 研究开发战略中心 Fellow

参考资料：
「免疫の仕組みに魅せられてー何ごとにも主体的に挑む」 JT生命誌研究館，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