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的成本是怎样的呢？据WG3报告称，2100年实现2℃目标（大约相当于450ppm二氧化碳）的成本为同年消费的3～11％（中央值为4.8％），数值相当大。换个角度来说，该成本按今后消费的增长来考虑，其数值并不大，但在计算损失时亦然（如表）。那么，付出这样的成本，能过获得多大程度的效益（能够避免的损失）呢？这就是费用效益分析。此外，对策实施对减轻大气污染等的间接效果不明确，在生态系统中由非市场损害和冰川崩溃造成的海平面大幅度上升这样的大规模危害的处理也很模糊。要而言之，就成本和效益的比较问题，尚缺少必要的信息。
成本估算是需要调用所有的技术，指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立即开始实行减排，全世界都引入统一碳排放税的理想条件具备的前提下计算出来的。但是，如果不能商业使用地下贮藏二氧化碳技术的话，那么成本会增加2.4倍。如果对其他技术也加以限制，那么如一些案例所显示的那样，按常理实现2℃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此外，不同国家参加的时间也不同，碳素价格也存在多种，这样会没有效率，成本就会再度攀升。但如果将气温上升指标缓和到2.5左右，成本就会大幅度减低，降低1∕3～2∕3。
笔者认为，世界的领袖们应该团结一致加快推进应对全球变暖的对策。应该将上述诸点牢记心头，把握住这次的好时机，在综合权衡同其他世界性重要课题关系的基础上来推进对策。
政府评价的问题和今后国际谈判的焦点
接下来，看一下报告对国际谈判的影响。IPCC报告中只有服务于政策决策者的条款在逐条审议，获得所有政府的承认后被发布。此次，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及其重要的变化。最重要的变更点是取消了自1970年以来的因地域不同而确定的排放量图。由此图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世界排放量的增加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排放量的增加有很大关系。所以，这反映出这些国家的反对意愿。明显可以猜测出今后国际谈判的动向。伦敦的经济学杂志认为这不是“基于证据上的政策”而是“基于政策上的证据”。 4月份柏林IPCC总会的总结执笔负责人之一、哈佛大学教授 Robert Stavins在博客写道，从自己文章中的75％被删节的状况来看，他很担心政治对科学的介入，出席总会的同僚称最终完成的文稿不是“服务于政策决定者的条款”而是“由政策决定者决定的条款”。若IPCC卷入政治，报告仅有的科学信赖性也会受到损害。从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应该重新审视IPCC报告在最终阶段由政府进行的审查。
今后的国际框架，各国政府在可能的范围遵守放宽和合理目标的誓约，各国也都同意审查这一状况的“誓约和审查”方式。这样，从技术、成本或者是与全球变暖之外的重要课题及有效的资源分配的观点出发，笔者认为“2℃的目标”过于超前，过于执着反而会妨碍有实效的全球变暖对策的实施。另外，一旦气温上升超过2℃、超过某个界限，即便不会是突如其来，但会产生冰川崩溃、海平面大幅度上升等不可逆转的大规模危害的危险。关于这一点不确定性较高，并且还仅是科学性预见。
如此，国际谈判的主要争论不是实现2℃目标的策略和方法，而是应该将焦点转移到怎样应对对于不确切的大规模危害的风险管理上，在这一方面IPCC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
文／山口光恒（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地球环境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参事，第3-5次IPCC报告编篡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