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日本

特辑●—关于创新 松下为何要与国外大学展开合作

2017年11月28日 产学研合作

借助外部力量弥补本公司技术不足。努力开放促进创新的松下,为何要与国外大学展开合作呢?所谓应对全球竞争所需的产学联合,究竟指的是什么?

◆ 借助外部力量弥补技术不足的开放创新战略

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为“松下”)以“家电”、“住宅”、“车载”和“BtoB解决方案”为四大支柱,将庞大的组织结构划分为4个子公司。此外,设立了创新推进部门作为创新的牵头部门,在其旗下设有商业创新本部、尖端研究本部、全公司CTO(首席技术官)室、关键技术开发中心、生产技术本部以及设计室。创新推进部门的作用不仅局限于强化与四家子公司之间的公司内部合作,也开展各种外部合作。

松下的创新思路是,针对本公司的核心技术,通过与外部合作弥补自身不足,尤其是在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较快的IoT(物联网)/AI(人工智能)以及能源相关技术方面倾注了较大的精力,希望能够为相关的研究开发注入新活力。基于上述考虑,松下于去年4月新成立了“Wonder LAB Osaka(WLO)”(位于大阪府门真市,照片1)和“Panasonic Laboratory Tokyo(PLT)”(位于东京都有明),以此作为共创基地,强化公司内外合作,积极引入公司之外的知识推进研发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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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 共创性创新空间“Wonder LAB Osaka”一角

松下全公司CTO室技术涉外部产学联合推进课的福本幸弘课长对新的共创空间WLO和PLT寄予厚望,他表示:“松下借助垂直整合的内部技术成为了家电行业的领导者,正因为有这种自负的想法,所以即便是在出现了AI和IoT等新技术的当下,我们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即容易陷入试图单纯凭借本公司技术就能推进研发的个人英雄主义”。

松下以借助外部尖端技术和实施包括招聘在内的人才交流、政策合作为主要目的,设立了产学联合推进课,员工有10人左右。其工作方式是,以大学校长、副校长与松下CTO之间的上层交流为开端,利用大学的产学联合本部与松下产学联合推进课,构筑起设立相关基地的方案作为支持,在此基础上,推进大学研究人员与松下技术人员之间共同研究课题的匹配等。经费方面,从数十万日元到数百万日元级别的项目,作为与大学之间单项主题的共同研究费用予以支付,所需经费在数千万日元以上的项目,则像国家级项目那样,与专业研究机构开展大规模合作。当规模进一步发展到接近事业级规模时,大企业风险投资,于相关企业展开合作或并购扩大规模,此时投资金额也会扩大到数亿~数百亿日元的规模(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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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对企业而言的开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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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开放创新的合作伙伴(不包含企业合作和大型并购)

目前,松下每年所实施的产学联合项目已经达到350项左右,其中90%以上的合作内容由于NDA(保密协议)的关系未能公开。经过整理可以看出,与松下展开合作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约200家。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松下的基本思路是,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具备最合适的相关技术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结成合作伙伴,开展“单边合作”。还有一种模式,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实施战略性“组织合作”,即与1家大学或者1家研究机构开展数个课题的相关合作,被选为此类合作伙伴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较少,目前在15家左右。

基本的产学共同研究,其目的在于借助本公司所不具备的技术。例如,能够感知冷热,提升舒适性的“空调感温探测器”的开发,就是通过与奈良女子大学开展产学联合,引入了公司内部所不具备的知识,利用最尖端的技术使其得以实现。此外,在组织合作方面,设立了“大阪大学松下基盘协动研究所”、“京都大学松下先进共同研究部门”、“名古屋大学松下产学协同研究部门”等机构。尤其是改变了以往只寻求工科方面需求的思路,与京都大学开展了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合作,挖掘全新的客户价值。对于松下而言,这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此外,为实现设备和研究环境的充分利用,与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等缔结了长达数年的合约,设立了“NIMS松下尖端功能材料研究中心”、“产综研松下先进型AI合作研究实验室”等研究设施,并从松下派驻研究人员长期驻扎于此,开展研究活动。

◆ 为何要与国外展开合作

松下在日本的全球化企业中最为积极地推进产学合作,投向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资金数额也相当大。为什么要将目光投向国外?我们向前面提到的福本课长请教了关于日本产学合作相关的思路和想法。

—关于《利用产学官合作强化共同研究的指导方针》中所提到的“产业界向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投资增加至目前的3倍”这一具体数字目标,您有什么想法?

福本 这应该是大学和研究机构期待的数值目标吧。对于企业而言,投资金额并没有什么具体的限额,而是根据合作内容的价值来决定投资数额。因此,我认为指导方针想要表达的主旨应该是,必须要将产学合作的内容提升到能够产生3倍于迄今为止的事业价值的程度。

—也有有组织的产学联合的主张。

福本 不能认为形式上有组织的产学联合是一种积极的合作方式。但是目前,有很多来自国外的提供了解决方案的有组织的合作提案,其带来的结果就是与国外的合作很多都成为了有组织的行为。

—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与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规模?

福本 目前,与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占到了我们产学联合投资的一半以上。虽然从项目数量来看,日本国内占压倒性优势,但往往都是数十万日元规模的项目,最多也不过数百万日元。而国外的项目规模往往在数百万到数千万日元之间,二者在数量级上有着巨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不在于汇率,而在于具体产学联合的研究内容不同。目前的趋势是,与日本的大学单独开展规模较小的共同研究,与国外开展规模较大的研究开发委托。

—为什么要选择与国外展开合作呢?

福本 除了上面提到的规模方面的差异,国内外对于产学联合的态度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将我们的企业称为“客户”,能够很好地捕捉到我们的需求,然后提出各种提案和建议。由于完全是商业化的处理方式,因此可以说他们的营销水平非常高。因此,我们可以完全采取技术方面商业交易的方式与他们展开合作。我们曾经针对一个委托研究项目开展过招标,结果国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一周之内就完成了提案书,并且表示希望有机会对其进行讲解,相比之下,来自日本国内大学的只有寥寥一件咨询。

此外,我认为在国外的大学里,教师积极开展产学联合是有原因的。例如,我听说在美国的大学里,共同研究经费中会拿出一部分作为教授的奖金。因此,国外大学的老师会尽可能大规模地提交提案书。而在日本的大学,开展产学联合只是徒增了老师的工作量,很多时候并没有建立起相关的奖励机制。因此,我认为,日本大学里的研究人员虽然至少也希望与企业展开合作以获得研究方面的支持,但却很难产生“捕捉企业需求并提出提案,期望开展共同研究”的动机。

—据说贵公司正在与比利时的imec开展积极的合作

福本 imec(照片2)是一个研究开发机构,采取的是独立经营的模式。不仅从事“能做的研究”和“想要做的研究”,还会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开展“应该进行的研究”。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只做能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研究。一旦向他们提出研究课题的需求,他们仅需1周左右的时间就能提交提案书。在反应速度方面和企业相似,做决定很快,基本可以当场做出决定。换做日本的大学,这个流程往往需要1年以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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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2 与imec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

—对日本的大学有哪些期待呢?

福本 在工学方面,日本大学的研究水平毫无疑问属于世界顶级水平。坦率地讲,考虑到语言障碍和技术传授,以及与学生的交流机会等方面的因素,与国外相比,我们其实更希望与日本的大学展开合作。

—您认为怎样才能激活日本的产学联合呢?

福本 日本的大学和企业之间,由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在对于研究成果的要求及费用的交涉方面容易形成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虽然有必要像与国外的产学联合一样,从更加商业化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但是企业方面的纵容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希望大学能够对实施产学联合的教师给与充分的激励。在日本,大学里的研究人员只有写出大量高质量的论文才能够升职。而据说在美国,即便从未发表过论文,只要做出了对社会和企业有用的研究成果,就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我认为,对于企业而言,一项好的产学联合研究并不一定会是一项通过论文判断优劣的学术研究。对于整天被教学和研究压得喘不过气的大学教师而言,强化很难反映出学术成果的产学联合,只不过是徒增他们的负担罢了。我认为,想要实现产业界向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投资增加到目前3倍的目标,有必要在这方面实施一些改进。

—听说通过交叉任职的形式,也有大学里的老师来贵公司工作

福本 大学教师到民营企业去工作,这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大学里的教师每周来公司一次,作为公司的职员,从事能够为公司直接作出贡献的研究开发工作。我认为这样一方面使大学教师置身于企业,能够真正了解企业的需求,此外也能把先进的知识和理念引入到公司内部。

—最后,能谈谈您对未来的期望吗?

福本 在日本的大学中,确实存在很多高水平的研究(技术的提取)。公司高层也经常要求我去拜访大学里的研究室。毫无疑问,大学在科研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如果企业和大学方面都能进一步按照商业思维去开展产学联合的话,我认为一定能够实现更大的创新。

(采访·整理:本杂志主编 山口泰博)

出处:产学官合作期刊杂志2017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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