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对日本的影响

现代生活(衣食住行) 2018年07月12日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老一代领导人开拓的中日友好交流活动的推动下,我被公派留学日本。在考察《西游记》对日本影响的过程中,我开始关注金箍棒的原型、大禹治水的工具——“定海神针”以及大禹与日本的关联。

2006年,偶然听到日本开成町的露木顺一原町长提及足柄地区有座纪念大禹的石碑,我当即前往考察,并应邀参加当地市民的乡土研究活动。

2013年,又以当地为主成立了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由地方文史研究家大胁良夫出任会长,佛教大学名誉教授植村善博为副会长。从2010年起,日本各地已经举办了六次大禹文化节。经2015年成立的禹王遗迹认定委员会的考察鉴定,日本各地共有大禹信仰相关文物史迹计123处。

大禹对日本的影响 大禹对日本的影响

图1 王敏教授在考察日本民间收藏的禹字瓦

开成町位于邻近富士山的南足柄地区,拥有1726年建成的神禹祠(现名福泽神社)、持续了300年的大禹祭、刻有大禹别名的文命碑、文命中学等。富士山和大禹是分别代表中日两国文化的象征,两者在日本交汇,无形中引发了人们对东亚文化间相互接触、渗透、融合的畅想。

至少在公元5世纪初,被称为汉帝后裔的王仁从韩国来到日本,受命出任皇太子的教授。从此,他带去的《论语》等中国古典著作入主日本文化核心——皇室,成为日本的人文教材,汉字成为日本的文字。这意味着早在1600年前,汉字就成为日语的血脉,中国古代典籍就支撑着日本知识的骨架。直至今天,日本义务教育仍明文规定,必须教授和掌握2136个汉字。

基于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特殊“血缘”关系,日本读解中国知识的经验积累了千年之久,对汉字比其他国家具有更深的理解力。纵横古今的中日文化交融,自然延伸出共通的人文生态,润泽了遍布日本列岛的大禹信仰。

大禹对日本的影响

图2 王敏著《大禹与日本人》

在学会召开之前,天皇夫妇邀请我进入皇宫。他们真诚地告诉我,拙著《大禹和日本人》(日本NHK出版,2014年12月)使他们重温日中源远流长的文化交融,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深感只有坚持以史为鉴才有日本的未来;并感谢我对于日本大禹文化的指导,希望两国人民互动,促进世代友好。我也发自内心地表示,是日本这块土地上存在的大禹信仰教授了我,是人文教养深厚的日本国民启发了我,拙著才得以问世的。我应该感谢日本和日本国民。我希望中日都重新审视和开启大禹文化这一链接点,为中日文化交流打造新一轮的发展。

我认为,日本皇室对大禹的崇敬源起对汉字和汉籍作为核心文化的选定。因为在古时,日本的必修教材《四书》《五经》中有31处提到大禹,大禹是标志圣德的楷模。公元712年日本编纂的《古事记》序言以及公元720年完成的《日本书纪》等史书也都将大禹与天皇进行比较。画在京都御所御常御殿隔扇画上的《戒酒防微图》,主题明显带有受到张居正《帝鉴》影响的痕迹。这幅画出自狩野派画家鹤泽探真(1834—1893)之手。而狩野派是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专注于中国的伦理、思想题材,将其全方位地体现于画中。

大禹对日本的影响

图3 画在京都御所御常御殿隔扇画上的《戒酒防微图》,主题明显带有受到张居正《帝鉴》影响的痕迹。这幅画出自狩野派画家鹤泽探真(1834—1893)之手

这幅以大禹为鉴的巨画与当今的日本年号一脉相承。当今天皇的年号叫“平成”,出自《尚书·大禹谟》,书中记述了大禹治水所达到的“地平天成”境界。1992年10月26日,首次访华的天皇夫妇参观西安碑林博物馆,目睹了《开成石经》中的“平成”字迹,时值中日关系正常化20周年纪念之际。公元837年刻成的《开成石经》被誉为“世界上最大、最重的一部书”,由114块石刻组成,共计65万252个字。

由天皇亲自主导的日本早期治水工程始于1500年前。今天的富井县古时有一条名为九头龙川的大河,由于经年泛滥,当地民不聊生。于是,应神天皇的后人率民治水,获得了巨大成功,被拥戴为第26代天皇继位,史称继体天皇(公元450年-531年)。为纪念继体天皇的伟业,在俯瞰九头龙川的山巅,人们竖起了一座巨大的石像,石像附近有祭祀继体天皇的神社和刻有以大禹为楷模的石碑。

自古深受地震、水灾之苦的日本人民需要神明保佑扶助,而保障民生的工作首推抗洪防震,这也是联结皇室与国民的牢固纽带。于是,教科书中的大禹便落地日本,变身为日本民间信仰中的治水之神。

据治水神·禹王研究会调查表明,大禹信仰的实物史迹形式多样,最早的禹庙建于1228年,名为京都鸭川禹王庙。现存最古老的膜拜物是1630年铸造的禹王金像,高约80厘米,现藏于名古屋德川美术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的大禹石碑中,有18处建于甲午战争爆发至1972年间。这说明大禹的和平内涵根植在风土民情之中。境外对大禹的信仰有力地证明,历史文化方面的共融共识能够先行于其他领域。大禹信仰的持久力揭示出应对现代生态文明的奥秘。大禹作用境外的史实对于唤起文化自觉、培养符合中国发展所需要的国际意识将起到生动的教材作用。让我们以境外大禹信仰为例,再一次重新认识境外和自身,与日俱进。

大禹对日本的影响

图4 王敏教授于2016年春参加绍兴禹祭

大禹对日本的影响

图5 王敏教授接受电视台采访

注 本文根据2017年12月30日《水利报》刊登的内容重新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文 照片 王敏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
编辑修改 客观日本编辑部

【作者简介】
王敏,女,1954年出生于河北省承徳市。1977年大连外国语大学日语系毕业,1982年留学日本国立宫城教育大学、2000年获御茶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博士。现为日本法政大学国际日本学研究所教授,兼任日本的未来东亚委员会委员、治水神禹王研究会顾问、中国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合会副理事长、天津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等院校客座教授。从事比较文化学与比较民俗学、东亚文化关系等领域的研究。著有《大禹和日本人》、《周恩来的日本留学》、《中国吉祥図典》、《中国与日本》等日语专著、《汉魂与和魂》、《留日散记》、《日本文化论的变迁》等中文专著作和多种译著。主编日本研究丛书《东亚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七卷。并在世界各地作了300余场学术演讲。为推进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作出了杰出贡献。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