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 - 加速推进“零核电站”进程

1月10日下午，日本前首相、现任“零核电与自然能源推进联盟”顾问的小泉纯一郎在国会内举行记者会。（共同社）

由日本原首相小泉纯一郎担任顾问推进废除核电站运动的民间团体2018年1月发表了《零核电站·自然能源基本法案》的概要。《基本法案》要求即刻停止所有的核电站、到2050年为止将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率提高到100%，并呼吁朝野各党予以支持向定期国会提交法案。该民间团体为“零核电站·自然能源推进联盟”（零核电站·自然能源推进联盟会长、城南信用金库顾问吉原毅）。原首相细川护熙也出席了发表法案的记者招待会。

自从2011年3月受到东日本大震灾的地震以及海啸的影响导致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以来，在国民中扩散了对核电站抱有的强烈的抗拒感以及尽管日本长期全面停止核电站也没有陷入严重的供电不足的背景下，开发自然能源等推进可再生能源的运动逐渐地扩展了。可再生能源不同于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是指地球资源的一部分，如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总是存在于自然界的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特点是对环境无害，且不用担心资源枯竭。

小泉纯一郎历任自民党议员、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等职务，以前一直站在推进核电站的立场，但在仔细察看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以及事故后的社会动向之后，逐渐对“日本已不再需要核电站”抱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多次访问再生能源的开发现场，站在“即刻废除所有核电站”的立场持续进行了一百几十次演讲。小泉在发表法案的记者招待会上也强调了，要求废除核电站正在成为国民舆论，主张了“一定要在不久的将来求得国民的赞同，实现零核电站的目标。”

这两三年来，可再生能源的普及正以多种形式逐步扩展。最大的机会是从2016年4月开始的电力零售全面自由化吧。普通家庭变成可以自由选择电力公司了。电力事业按功能分为“发电事业”、“输配电事业”和“零售事业”。其中参加“零售事业”的企业一开始有300多家，包括天然气、石油等能源开发产业、铁路、通信、电视・广播等基础设施产业、贸易公司和可再生能源关联企业、地域主导的“地域电力”等丰富多彩的成员。

截至2017年底，零售电力的企业数量超过400家，由原来的9家大型电力公司换成这些新电力公司的事例在全国有611万件（据电力广域运营推进机构调查），占自由化对象6260万件的将近10%，其中在东京电力管区有303.5万件（约13%）转为新电力公司。从整体来看，换成新电力公司的比例还较低，据说其中实现了可再生能源和“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电力供给的新电力公司还在少数。但是，可以说这些新电力公司的出现成了导致迄今为止几乎一直处于垄断状况的发电事业发生大转换的开端吧。

而且，因为大部分供给可再生能源的新电力公司规模小且分散在地方，所以实际情况难以掌握，但是将这些新电力公司联结起来的好些个网络正在建立中，并且新电力公司正在逐渐地增强力量。大部分新电力公司通过福岛发生的事故了解了核电站的危险性，核电站的苦头已经吃够了，“不想要再有第二个福岛”的口号成了这些新电力公司的潜在意识。

2016年11月在福岛市召开了想要在全球层面考虑太阳能和地热等可再生能源的地域开发和利用的“第一届世界地域社会能源会议”。来自世界约30个国家的专家、地方政府的领导和职员等600人出席了会议。在当地（福岛）从事自然能源开发的会津电力公司总经理佐藤弥右卫门呼吁：“我们已经了解到依靠国家和一些大企业利用核电站供给能源的危险性，所以利用本地拥有的资源来开发能源成为了重中之重。”

2017年11月也同样在福岛举办了“市民·地域共同发电站全国论坛”。在这个论坛的“发展地域新电力的方法”、“有效利用山乡资源推进小规模木质发电和热能发电”、“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等分组讨论会上探讨了发展扎根于地域的可再生能源的可能性。

据环境NGO气候网络调查显示，以市民及地域为主体的自然能源发电站在全国超过一千所。这些发电站由大约200个团体运营，其中太阳能发电超过半数，其他还包括风力，小水力和生物质能发电。

2017年8月日本参考德国致力于自然能源发电事业的先进经验，设立了联合全国地方政府的团体。据说德国是地方政府出资的公社（公共企业）“Stadtwerke（SW）”在开展活动，这样的公共企业约有1400家，其中约900家在亲自动手搞能源事业，占有国内电力消费总量20%的份额。以此为参考，在日本国内地方政府决定了参与并开展对设立新电力公司制定事业计划的支援、先进成就的信息共享以及政策建议等活动。

相反，推进和扩大核电站新建等事业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了。首先由于当地反对运动的高涨使得新的核电站不可能找到建设场地，原子能管制委员会对再运转核电站的审查变得越来越严格，并为了达到新的安全标准对电力公司提出了采取更加严格的安全对策的要求。关西电力的美滨1号、2号、九州电力玄海1号等6基核反应堆被决定废弃，2016年12月又决定了关电的大饭1、2号机组的退役。

2015年8月九州电力川内核电站1号机决定重新投运，从而终结了福岛事故后持续的“零核能发电”状态。之后虽有数个机组再次投运，然而并没有像电力公司和经济界所期望的那样顺利进展，在建有核电站的地方政府及周边地方政府所在地的反对运动也开展得十分激烈。

政府于2015年6月就2030年的电源构成比率（Energy Mix）决定了将核能发电定为20～22%，可再生能源发电（含水力发电）定为22～24%，煤炭火力发电定为26%的长期展望。其中，核能发电的比率，如果不延长40年以上陈旧核电站的运转年限或者新建、重建核电站，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很难达成这个目标。

不可否认，有人主张自然能源的建设费用较高，且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因此成本较高。而另一方面，认为核电站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发生庞大的善后处理费用，此外还有使用后的核燃料的处理等尚未解决的问题，从中长期来看，“未必一定是低价电力”的看法已逐渐扩展。虽然起因于美国大型核电厂Westinghouse（WH）破产的东芝经营危机已摆脱了最糟糕的状况，但是核能发电事业的前途却变得扑朔迷离。

对于原首相小泉纯一郎发表的“零核电站法案”，经济产业省等政府部门的关注度也比以前有所提高。虽然经济产业省表面上没有更改能源构成比率，但对如何将2016年停留在15%左右的可再生能源比率提高到24%以上这一问题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深入讨论。在野党第一大党立宪民主党也表示了深切的关心，该党以在2030年之前废除所有发电用原子反应堆作为政府目标，提出了以国家对支援电力公司停止原子反应堆的运转和给核电站区域的人们提供就业机会承担责任为重点的“零核电站法案”的方针。虽然在这两个法案的内容上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该党将会与以“零核电站”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电力公司等边合作边去寻找妥協点的吧。

河野外相1月中旬出席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大会，批评“日本朝着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的努力连国际水平都还没有达到”的发言也是因为背景中有这样的动向吧。虽然河野一直主张推进零核电站和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观点，但是现任内阁成员而且是主要内阁成员的外交大臣对政府方针提出忠告可是没有前例的。河野还指出：“日本的失败是由于没有准确地理解世界动向，只顾眼前应付一时。”作为具体问题，他谈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固定价格设定得稍高，高出的部分通过大型电力公司附加给消费者负担等导入可再生能源时必要的制度上的不周之处。

2018年说不定将来会被后世定义为日本从化石燃料、核电站等巨大、集中型发电形态转变为小型、分散型发电系统的重大转折点吧。

有关可再生能源的一系列动向（截至2018年1月）

・1997年12月限制二氧化碳等排出量的京都议定书通过决议

・1999年11月设立促进自然能源利用议员联盟

・2003年6月新能源利用特别措施法（以促进新能源利用为目的，但没怎么得到普及）

・2009年11月开始买断太阳能发电剩余电量（电力公司各自设定单价）

・2011年3月 东日本大地震、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所有的核电站停运

・8月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成立

・2012年7月实施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买断制度

（略高地设定太阳能发电的买断价格，很多新公司加入经营）

・2013年4月北海道电力公司宣布只能收购要求卖电的太阳能发电站的计划的四分之一的电量。之后，九州电力、东北电力等电力公司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2014年5月全国地域能源协会成立（由小规模的发电事业经营者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