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日本有多少人在学习汉语、又有多少人在读汉文书籍呢？笔者的书架上除了日本的书以外还摆放着中国的书籍。因为上大学时学过两年汉语，因此书架上还留有没有丢掉的语言学书籍。此外，受到森鸥外、永井荷风等人著作的启发，我也收藏了论语、史记、唐诗等许多繁体字的汉文古诗典籍。九年前，我退休了。虽然深感自己学识尚浅，为了提高晚年的知识修养，我买了《太平广记》（记录自古以来的野史和小说等民间传说）、《朱子语类》（南宋儒学家朱子和其弟子的对答）、《汉书》（前汉的历史书）等书籍，然而每一本书连三分之一都没有读完。而由于没有利用现代汉语作为参考来阅读中国古文的“文白对照本”，因此我对其他汉文书籍的阅读量也十分有限。尽管如此，我还是每年都会去几次神田神保町。这里有约一百五十家古书店、四十家新刊书店，附近还有明治大学、日本大学、专修大学等校园，岩波书店、小学馆等知名出版社总部的大楼也离此不远。神田神保町是日本规模最大、世界屈指可数的图书中心，但最近到访这里的顾客逐渐减少。我从学生时代开始至今，四十年间经常造访神田古书街，通过我的观察发现，人们对书籍的关注正在逐年减弱。
日本的书籍销售额（杂志除外）曾在1996年达到顶峰，约为11000亿日元，此后开始逐年减少，2015年的销售额约为7400亿日元。这一年，电子书籍的销售额与上一年度相比增加了31%，达到1500亿日元，由此可以看出读者选择的媒介正在发生变化。读书环境的变化虽然没有明确数字统计，但乘坐电车时就能一目了然。以前在电车里，看报纸和书的乘客很多，然而现在看书的乘客寥寥无几，看报纸的人一节车厢里才有一两个，超过半数以上的人都在玩手机。经民间提议，日本政府将2005年读书周的第一天，即十月二十七日定为“文字文化日”，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也正是出于对出版业状况继续恶化、民众逐渐脱离书本的担忧。
最近在日本大家读汉语书或是汉文典籍呢。在日本文明开化、引入西欧文明的明治维新以前，也就是直到江户时代，日本热衷于吸收大陆文明文化。奈良时代的891年，天皇下令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中，记载了当时从中国隋朝、唐朝引进了哪些书籍。这个汉文典籍书目中分门别类记载了1579部、16790卷书籍。此后，高级贵族、僧侣等人也经常阅读汉文典籍，积累文学、法律、医学、农学等知识。开创江户幕府的德川家康1602年时，在江户城中的红叶山文库（现移交给国立公文书馆）藏有大量从中国大陆引进的书籍，并曾将一些价值不菲的稀有书籍借给大名阅读。荻生徂徕是江户时代的代表性儒学家，其弟子掀起的唐诗选潮影响深远，甚至影响到了平民百姓。现在流通的汉语词汇有六成是在明治时代配合近代化创造出的，正冈子规、夏目漱石等写了大量汉诗文，报纸也有汉诗投稿一栏，从这些可以看出汉文书籍曾是“知识的宝库”。而现在教汉文的老师也减少了。
神田神保町距离东京中心的大手町有一站地铁的距离。我访问了创立于1951年，引进及销售中国书籍、汉文书籍的东方书店。走进书店，只见狭窄的书架上摆放着《二十四史》（中华书局）等书，向店员询问，店员表示受纸质书籍整体销量下降影响，中国书籍、汉文书籍的销售状况也大不如从前。不过，六十岁以上的人仍然对李白、杜甫等人的古诗集关注度较高。日本研究者们想得到的则多是在中国也很难买到的专业书籍。对于学中文的学生和社会人来说，相比日本学者写的指导用书，对中国人写的语言学书籍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很多人来询问教材包括发音CD。看来日中在政治外交上的对立，并没有影响到人们对中国书籍和汉文书籍的关心。相比之下，在东方书店，倒是少子化对业绩的影响更甚。大学新生人数减少，曾经经常买书的文学院学生人数也在减少，这对东方书店的销量影响很大。看来，少子化导致读书人口减少，给书籍整体乃至中国书籍、汉文书籍的销售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走出东方书店，已经下起了绵绵秋雨。四周行人稀少，十分安静。百余年间，创造书街历史的神田神保町却不时震撼着世人。三年前，这里的一套宋版古诗集《唐人绝句》（二十一册）卖出了4.6亿日元的价格，一时间世人纷纷猜测是谁买走了这套书。宋代出版的宋版书籍与装帧精美的精装版、异本，正文校勘纠正出色，有许多在日本被列入国家指定文物。若是德川家康在世也不会错过宋版《唐人绝句》吧。高价本的交易对汉文书籍爱好者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将阅读汉文书籍用于提高自身修养，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乐享其中。我认为，只要有爱读书的人，汉文书籍就不会消亡。
文/ 朝田富次 照片/ 客观日本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