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与未来的日中经济关系

中日经济交流 2018年08月21日
中国总理暌违八年再度正式访日

权威主义体制下的中国民营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推进创新,而政治体制则将创新成果用于维持自身的存在。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正开始以一种有悖于传统常识的模式实现运转。

中国的“新常态”与创新

作为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居全球第二的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如今走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中国政府2014年以“新常态”这一表述,宣布中国经济进入了稳定增长阶段,并明确打出了继续实施重视市场机制的改革、力争转变投资依赖型粗放式经济增长路线的方针。

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面,中国重视的是创新活力。中国政府为激发经济增长新动力,在2015年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积极鼓励创业和创新。此外,同年国务院还以通知的形式发布了题为《中国制造2025》的报告,提出了通过IT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创新,跻身世界“制造强国”之列的方针。

在中国力图推进的创新事业中,广东省深圳市占据着核心地位。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在深圳设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该市凭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加工贸易实现了急速发展。后来,深圳建立了大量供应电子零部件的“专业市场(批发商和制造商一起开设柜台的多租户商业大楼)”,成为了电子产业的聚集地。

深圳市电子产业的一大特点,是在与创新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态度迥异的各种企业实现了共存。

对保护知识产权态度积极的,“B2B巨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其通信企业用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销售额,在总销售额中占到约60%。华为拥有八万名研发(R&D)人员,近十年来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始终位列全球前五位,技术实力雄厚。众所周知,由于技术研发能力强大,华为和中兴通讯(ZTE)两家公司受到了美国政府和产业界的高度警惕,尤其是后者更是成为了严厉经济制裁的对象。

深圳电子产业还有一个受关注的地方,那就是创客支援企业,这些企业会支援有创意但缺乏资金和技术的创业者。置身于这种“创客运动”中心的一家公司Seeed(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小规模地生产印制电路板和电子器件。这家企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会对外公开自家产品的数据,也就是所谓的开放源代码。这反映出一种先进的理念,即不用专利等手段来保护原创技术,允许自由复制和改良,以此促进创新。

而另一方面,在位于深圳中心地带的华强北电子街,则充斥着大量廉价的“山寨货”,它们以智能手机为代表,从来不会不顾及知识产权问题。粗略地归纳一下,在针对知识产权的问题上,深圳电子产业存在三种迥然不同的态度,即销售山寨货的前现代群体(完全无视)、以华为为代表的现代群体(通过专利加以保护)和以Seeed为代表的后现代群体(开放源码)。可以说,这种不可能来自“顶层”设计的、偶然产生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了深圳的优势。

日中经济关系的推手发生变化

扮演着中国创新中一个重要角色的创客运动,正在把深圳这个城市变为亚洲屈指可数的、面向全球的开放之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也开始关注并参与到了这场创客运动之中,甚至通过互联网定期召集举办针对创业公司的考察会。

高须正和先生(switch-science公司)可谓是日本这一系列活动的推手,读了他的著作(高须,2016年)后受到触动的笔者,也参加了高须先生主办的考察会,与会者中从工程师、媒体人到原赛马骑师、艺人等等,可谓群英荟萃,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参加到创客运动中的日本人,在行为和思想方式上,都与以往主导了日中经济关系的人们存在明显差异,让人感到他们的出现,体现了影响日中经济关系的新一代推手的诞生。

他(她)们既不是为了日中友好,也并非迫于公司方针,完全是因为那个地方在创造方面不断产生新事物,令人激动不已,所以才被深圳、被中国所吸引。这种所谓的以技术为媒介的极客(geek)之间的纽带,成为了以深圳为中心的新型日中人际网络的核心。

在此,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日中经济关系的历史和各个时期的推手。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主导日中“蜜月期”经济合作关系的是上海宝山钢铁厂项目所象征的钢铁、石油、电力等重工业成套设备产业。作为日中交流窗口的民间组织的核心人物,大多也是这类产业巨头的相关人员。

但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日中蜜月期”建立的政界和经济界的对话、谈判渠道逐渐陷入了功能异常状态。中国从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开始向偏重出口型发展转舵,日中经济关系的核心朝着对制造业直接投资的方向转移。然而,日中经济关系的沟通渠道依然以重化工业和成套设备产业相关人员为中心,针对日中之间出现的新问题,未能做出很好的应对。

随着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增长,日本国内的对华感情逐年恶化。内阁府每年实施的“外交民意调查”显示,在1995年的调查中,选择“(对华)没有亲近感”的受访者人数首次超过了“抱有亲近感”的受访者,并且后者的比例持续下降。由于日中经济交流趋于多样化,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日中经济协会等强有力的民间经济组织自上而下构建日中经济关系的做法逐渐变得困难起来。

在小泉纯一郎执政的2005年,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尽管以经济同友会为首的各经济团体为改善两国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但两国始终无法消除政治上的互不信任,最终导致“政冷经热”现象的常态化。

到了本世界第二个十年,为了实施文章开头提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国政府首先开始“淘汰”多年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朝着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转移。在这个过程中,围绕(劳动密集型产业)撤出问题,地方政府和劳动者之间爆发各种矛盾的案例也越来越多(梶谷2016)。

或许可以说,在大量日本企业面临严峻形势的背景下,今后要在华抓住机会切实开拓业务,需要具有创客或者说极客精神的人才,无论国籍如何,彼此认可对方的能力,不拘泥于传统的思维,展开竞争或者合作。可以认为,至少在深圳,确确实实正在产生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从日中关系这种国家层面来谈论在华业务的视点不存在任何意义。

创新与权威主义政府的关系

生活在日本的我们要想理解现在中国出现的创新动向,必须注视的是作为创新主力的民营企业与权威主义式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权威主义体制下,基于自由思维的创新无法长久持续——这种认识,是传统主流经济学中的一种常识。

然而我们可以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积极利用权力制定的规则的“背里”,不仅包容民营企业的“自由随性”,更是将由此产生的“多样性”积极有效地用于体制的存续。

换言之,之所以在缺乏强大知识产权的情况下能够产生创新,是因为权威主义政府、非民主社会与自由随性的民营经济保持着某种共犯关系。这就是说,“如果不逐渐朝民主国家转向,经济发展就无法持续”这种西方国家的说教,中国政府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听不进去了。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我们在对华经济活动中可获取的经济利益,以及在人权、民主主义等普世价值的拥护之间,今后应该如何取得平衡呢?如今,不拘泥于国家因素的全新日中经济关系推手正在不断涌现,真因为此,这些难题也摆在了我们面前,需要去认真面对和探索。

参考文献
梶谷怀(2016)《日本与中国经济——冲突与相互交流的100年》筑摩新书
高须正和(2016)《创客的生态系统 新的创造生生不息》impressR&D

标题图片:(前列右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丰田汽车公司社长丰田章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安倍晋三首相一同参观丰田汽车北海道展示工厂,2018年5月11日,北海道苫小牧市(时事社)。这是中国总理暌违八年再度正式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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