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天堂的感谢

其他 2012年02月13日

前几天搬家整理书籍时,发现了一本名为《无障碍美国生活之〈健康·医疗篇〉》的、用日语与英语写就的用语集,以及一本留有各种笔迹、写在笔记本上的日记。在看到的瞬间回想起那一幕,犹如发生在昨天。日记只记了一周,但用语集与一周的日记却满载着生命的可贵、日本人的友好和善以及如同奇迹般的体验。

当时是1994年,我在日本的生活已经进入第5个年头,并刚刚成为创价大学经济系的一名4年级学生。说到日语,我在刚刚来到日本时只懂得“你好”怎么说,而在创价大学日语别科学习1年日语之后,就立即进入经济系学习。虽说与在自己的国家学习日语的学生相比发音更标准地道,但由于日语的写作水平很低,因此总为毕业论文的写作而深感不安。

1991年4月,大学入学典礼时的照片

当初我来到日本时,学费基本可以用奖学金缴纳,而生活费方面则通过在企业与汉语专门学校教授中文得以勉强解决,虽然手头紧紧巴巴,却也谈不上辛苦。不过,由于那一年妹妹也来到日本,为了资助妹妹学费上的开支,每天都为打工而奔忙。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宫川先生突然打来电话。宫川先生是我在中国时跟我学习中文的一名日本高中生的父亲,是一名自由新闻工作者,我们只见过一两次面。不过,听说好像是由于这位父亲对中国很感兴趣,因此女儿才学习中文的。电话的内容是,有一名中国人因病危而被紧急送进成田红十字医院,但由于语言不通,因此问我是否可以做一下翻译。据说那名患者是他女儿在北京留学期间认识的中国人。

当时我住在中央线的西八王子区,距离成田红十字医院的单程距离就需要2个半小时。由于宫川先生的语调平静,因此我认为虽说是病危,但也就只是过去一次翻译一下病情而已,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住院的是一位79岁的中国老奶奶。她与在美国的大学当数学教师的儿子会面后,又与儿子一起回中国,却在成田机场等候转机时因脑梗塞而紧急入院。虽说有儿子陪伴在旁,但他却只会中文与英文,而作为志愿者的英语翻译一周只来一次,因此无法了解详细的病情。

宫川先生在与我联系之前,已经与他的朋友摄影师高桥先生一起昼夜轮班进行24小时看护。不过,只能与患者的儿子在用语集的范围内进行交流。由于无法说明详细病情和医院情况,也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帮上忙,因此才与我联系。

5月14日

于是我与宫川先生一起来到医院。患者老奶奶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将从医生那里得知的病情向她的儿子江先生进行了说明。由于严重的心力衰竭、脑血栓以及肺功能下降,因此老奶奶的左半身瘫痪并且昏迷不醒。病房位于护士值班室的正前方,所有器械都与床铺以及护士值班室相连,对心电图与呼吸功能进行24小时监视。她属于状态最危急的患者,因此采取24小时体制的医疗康复措施。

由于万一出现情况时,医生、护士无法与儿子沟通,因此作为“朋友”的我们虽然是没有关系的他人,却需要承担责任作出决断。为此,决定由我、宫川先生以及高桥先生以三班倒的方式留在医院。

我得到大学研究班老师的批准,并从可以请假的兼职场所申请了休假。这样,来往于西八王子与成田红十字医院之间的生活就开始了。

这天傍晚,由于我有中文课,因此就与高桥先生一起离开医院。而宫川先生则留在医院,我将在明天傍晚之前回到医院并值班24小时。

当时,手机还没有普及,由于需要赶搭最后一班电车,因此会出现在没有交接班的情况下就离开医院的情况。这时,值班人员就要在联络簿上作记录。而我们的联络簿就是记在笔记本上的日记。下面,我将沿着日记的记录回顾当时发生的事情。

5月15日、阴转雨

上午去研究班上课,下午4点到达成田红十字医院。并将宫川先生记录在联络簿上的内容转告患者儿子。

最大的原因是心力衰竭,并伴有推测是2年前患上的心肌梗塞。因此,心脏功能的60%已经停止,只有30%还在发挥作用。在此次旅行中,心脏发生的血栓流至脑部,引起脑部血管堵塞,导致左半身瘫痪。脑部血栓则进一步加重心脏负担,引起恶性循环。

而肺部由于有积水、积痰,导致氧气无法充分溶入血液。虽然已通过人工输送氧气,但动脉中的氧气浓度只有正常值的50%。为解决这一问题,使肺部恢复正常,医院正在采取使用利尿剂将肺内积水排出体外的措施。

13日夜,由于心脏负担过重,造成血压急剧下降,血中氧气浓度只相当于正常值的40%,情况非常危险。医院使用利尿剂以及升高血压的升压剂,将血压维持在一定水平。康复的希望在5成左右,危险情况仍在持续。

患者的儿子是一位安静的人,与“数学老师”的形象非常贴近。当他得知详细病情时沉默了一会,然后说了一句“母亲身体很硬朗”。

下午6点,宫川先生回来了。由于医院的食堂下午4点关闭,我与患者的儿子在医院周围走了一圈后,发现既没有超市也没有餐馆。最后,二人从附近的罗森便利店买了些凉面来吃。

自来到医院后一直只吃小卖部三明治的患者儿子第一次吃到日本荞麦面,感到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露出笑容。也许因为虽不是中国菜,但却能真切感受到日本与中国近在咫尺的缘故吧。而且,又有通晓母语的我在身边。

他本是为送母亲回北京才一同离开美国的,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母亲竟然会病倒在异国他乡。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回中国,因此他一直盼望着与北京的老朋友、亲戚相会。而在此次旅行中,他与母亲既没有办保险,也没有带上足够的钱。

我原来还为是否能够在医院这样有许多医学术语的地方担任翻译而感到不安。不过,在那时我明白了我的使命,比翻译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倾听他的话,为他介绍日本从而消除他的不安。

晚上10点,患者的儿子睡了。或许是由于有懂得母语的人在旁边而感觉放心之故,身上所有的疲倦一下子泉涌而来。我们向医院借来毛毯,让患者的儿子可以在候诊室与会议室睡觉。同时,也和医院谈好,可以每2天使用1次医院的淋浴。

即使到了晚上,护士也每一小时过来一次,检查老奶奶的体温与血压。由于同时使用强心剂与利尿剂,体温上升至38度。于是我们在老奶奶两腋下与两腿之间夹上冰枕,到了晚上12点,体温终于下降到37.2度。医院还为陪护人员提供了移动床铺。

 5月16日、晴

 

凌晨5点,我因突然袭来的疲倦而陷进椅子里,感觉身体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虽然知道周围的人在说些什么,但就是无法睁开眼睛。或许是由于夜间向患者施展了气功而导致体力严重消耗之故。

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气功是什么。按照中国的书籍记载,这是一种通过“气”提高免疫力与治愈力,促进健康的养生方法,目标是“自养其生”(生命的自我保养)。而“气”则是生命的能量。

我来到日本是由于日本人表姐的邀请。她的丈夫是一位气功师,在当演员时由于腰部重伤而导致下半身瘫痪。不过,最终因练习气功而康复,现在一点也看不到以前曾经半身不遂的影子。他在日本开办了气功教室,著名的美国演员史蒂芬·席格也曾经在他的气功教室学习过。

我住在表姐家时,在我身体不舒服时他经常为我治疗。虽然无法解释,但确实身体变好,而且还感觉到有一股热气在体内流动。

我在医院无法入睡,一直注视着患者的脸。肺内有积痰,按照中医的观点是由于肺热。这时我想起气功。不过,由于没有学习“排出”恶气的方法,因此我只能为自己施功,并不能向别人施功。

尽管如此我仍想试一试,在夜晚2点半至3点半期间,我试着送气以驱痰。令人吃惊的是,在3点半过后,老奶奶突然开始咳嗽,于是护士开始为老奶奶每20分钟取一次痰。取出的是变软的痰,看来效果很好。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的会施行气功。那时只是祈祷气功能够生效,感觉祈祷真的灵验了。

早上7点,我开始教护士学习老奶奶名字的中文发音。护士一边帮老奶奶擦拭身体,一边用中文叫着老奶奶的名字。并对老奶奶说:“今天天气很好,快点好起来吧,看看外面的日本”。刚刚起床的患者儿子看到这一切,眼眶湿润说不出话来。不论是中国的医院还是美国的医院,同样可以治疗疾病,但只有日本的护士,不仅为每天为患者擦拭身体,还为了刺激患者的大脑而特意学习中文,并用只言片语的中文呼唤患者,也许他是为了这一点而感动吧。

经常听说因为没有保险而被医院拒绝治疗的事情,在当初住院时,医院已经知道他们没有医疗保险,但是仍然全力救治患者,而且还考虑到患者儿子的生活,为了减少他们在日本的开支,允许他使用医院的会议室与候诊室休息,并允许他使用护士值班室的电话打国际长途。

X光与CT检查结束了,脑中已经没有大的血栓。但由于小的血栓也会影响脑部功能,因此身体要恢复活动仍需时间。上午10点,当我握住老奶奶的手为其按摩时,老奶奶突然醒了。患者儿子指着我说:“她是杨小姐,与你的姓是一样的,她一直陪在你身边。”老奶奶只是转动眼睛对着我,当与我目光相遇的瞬间突然张大眼睛,仿佛在向我微笑一般。病房中响起欢呼声。

当护士对老奶奶说“有这样好的女儿真不错”时,患者儿子注意到我面上露出的困窘,连忙代我说:“她不是女儿,但胜似女儿”。大家都很惊讶,并称赞我说:“在日本,即使是真正的女儿,能够每天花两个半小时路程过来照看的人也很少”。这时,我不禁感到疲劳也飞走了一些。

实际上,我与老奶奶不仅姓相同,如果用日语片假名来标读音的话,连名字也是一样的。挂在老奶奶床头的铭牌上写着“杨维仪、yan ue i”,而我的名字为“杨威”,也读作“yan uei”。

下午2点半,医院为老奶奶采取使用化痰药强制取痰的措施。

下午4点,由于有中文课我离开了医院。疲倦得甚至无法好好站立,因此一坐上电车就睡着了。

 5月17日、强风

 

我一直熟睡到中午12点,下午4点又去医院。通过联络簿得知,今天老奶奶的眼睛一次也没有睁开。

而中国大使馆以及入境管理局的人员也前来看望。患者儿子非常吃惊,不断反复说着“谢谢”。如果说是大使馆的人员还好理解,但对于入境管理局的人员也手持鲜花前来看望,他似乎难以置信。同时也感到非常感激,因为是自己麻烦了别人。

我这时才知道老奶奶退休之前是北京大学的老师。而我就成长于与北京大学相邻的清华大学校内,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第一分校的毕业生。感觉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将我与老奶奶联系起来。

晚上10点半,每4小时一次的检查结果显示,体温为38.4度,而血压则由102下降至64。于是立即叫来主治医生,进一步检查结果显示,还是由于肺内积痰严重,今天使用的化痰药基本没有作用。同时,主治医生请我转告患者儿子,患者的情况已是极限,如果血压进一步下降则后果非常严重。

 5月18日

 

病房被异样的紧张气氛所包围的同时,日历也已经翻到18号。我的生物钟已经完全紊乱,可能由于睡到中午12点的原因,到现在还睡意全无。在劝说疲惫不堪的患者儿子在候诊室的椅子上休息的同时,我慢慢地阅读着联络簿,并将下午4点以后的事情记录下来。

01:05,几位护士推着放有器械的急救车,突然跑入安静的病房。主治医生也跑来命令我说:“你到外面叫病人的家属来”。老奶奶的脉搏为零。医生为其注射药物、用力按压胸部并连上加强呼吸与心脏功能的器械。

01:25,脉搏变为100左右。医生以很快的语速说明道:“从傍晚开始血压忽高忽低,对心脏造成严重伤害。呼吸与心脏功能无法恢复。不过,我们会尽力”。

正当我在病房外与护士长商量什么时候给宫川先生打电话时,老奶奶的脉搏再次消失。虽然再次采取同样的急救措施但也没有反应。而正为老奶奶压胸的医生也停下手来。

医生走到我与患者儿子面前,一边喘着粗气一边低下头说“非常抱歉,虽然竭尽全力但仍然没有抢救过来…···,真是非常抱歉。时间是1点35分······”

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感觉好像不是在翻译,而是由我亲口向患者儿子说一样,我不禁握住了患者儿子的手。在沉默数秒之后,患者儿子才开口:“母亲在日本病倒,能够在热心人的照顾下进入天堂。说明母亲是有福的人。由于大家的照顾,母亲的最后时光是幸福的。肯定会在天堂感谢日本”。

大家走出病房,让患者儿子有时间与母亲作别。患者儿子轻声唤着“妈妈”,亲吻了老奶奶的面颊。受患者儿子所托,我最后为二人进行合影。患者儿子给北京打电话,与姐姐决定就在日本将母亲的遗体火化。我向宫川先生打电话通知此事,并让患者儿子休息。

下午3点,我1人来到候诊室。患者儿子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越长,大概经济就会越紧张。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尽快将该做的事情做完!

① 医院结帐

老奶奶没有任何保险,而老奶奶儿子也只带有3000美元的现金。同时也没有信用卡。我们建议他与有责任保护本国国民的大使馆以及老奶奶生前工作的北京大学联系。同时,我也与医院方面展开交涉。

② 火化手续

别说是在日本,就是在中国我也没有这种经验,因此立刻向护士长求助,护士长告诉我详细的手续,学到不少东西。

③ 购买老奶奶所需的丧服

④ 寻找让患者儿子住宿的地方

⑤ 办理航空公司手续

4点,宫川先生等不及始发的电车,乘坐出租车从位于立川的家中赶来。因为我一直觉得彷徨无助,因此当看到宫川先生时眼泪一下子涌出眼眶。而宫川先生看到我制定的计划也很惊讶,表扬我说虽然看上去还像个孩子,但是却将事情处理地很好。

说实话,我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由于我身体很好,与医院无缘,而父母也很健康,因此不要说葬礼,就是在医院陪护的事情也没有经历过。这些天来所做的事情都是初次体验。虽说接下来还有葬礼等事情,但基于这些经验,使我自信有能力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07:00    定下了患者儿子住宿的旅馆。

07:30    早饭。由于没有时间睡觉,而且接下来也无法休息,因此吃了很多。

09:00    定下了火化的手续与日程。

09:30    预约2天后即20日下午6点的飞机。由于带着骨灰,因此航空公司还好意为我们升级为商务舱。

10:00    委托主治医生出具死亡证明。并前往会计处商谈付款问题。无论如何便宜,所有费用加在一起估计也要几百万日元。据说老奶奶所住急救室的房间费用每天就是5万日元。还有24小时监护、救治体制、每天的CT检查、以及为了让老奶奶可以尽快回国而使用的最新的药物…。

但那样以来,无论如何是付不起的,因此协商后结果是请求对方重新计算。

12:00    取得帐单。仅需43万日元。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医院最后只要求支付实际的药费。语言已经无法表达,只有深深地低下头致谢。我有一位朋友在美国遭遇事故造成脊骨骨折,在当地接受了使用螺丝将骨折的骨头连接起来的手术。并雇用了专门的医疗翻译。她投保了1000万日元的旅行保险,而住院一周果真就花费了1000万日元。发达国家的医疗费用昂贵是普遍的现象。

13:00    银行兑换。每人每次限制为500美元的兑换额度。但当我向负责人解释了火化费用等因由后,银行为我兑换了2000美元。

13:30    请求市政厅批准火化。在日本,对于去世的人,首先要办理取消户籍的手续后才能够出具火化许可证。此次,由于老奶奶是紧急入院,因此护照与行李还扣押在成田的入境管理局。在解释了因由后,市政厅为老奶奶办理了临时居民登记,同时又办理了销户手续。虽然手续比较复杂,但是只用了30分钟就拿到了火化许可证。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14:00    去买老奶奶穿的服装。

15:30    将老奶奶的儿子带到旅馆,并办理入住登记。

             带他了解周围情况以及可以吃饭的地方。

17:00    回家

20:00    回到家中。

 5月19日、晴

 

今天高桥先生也取消了所有工作前来出席葬礼。11点,高桥先生、宫川先生和我三个人为参加葬礼再次前往医院。

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全额垫付了医院的费用。还款问题将在回国后与老奶奶生前工作的北京大学协商。在日本参加葬礼于我而言也是初次,在告别室内等待遗体期间,宫川先生告知了我们有关敬香的方法以及捡拾遗骨的方法等必须进行的事项。

护士为遗体穿上衣服,并带到告别室。已经长眠的老奶奶的面容十分安详。大家一起上香。宫川先生来到我身旁,让我给老奶奶涂上口红。看到我迷惑不解的神色,第二次见面的高桥先生也到来旁边,用小指沾取我的口红并涂在老奶奶的上唇。我也学着为老奶奶的下唇涂上口红。老奶奶的嘴唇冰冷。但是,脸色看上去好了一些。

宫川先生又对我与老奶奶的儿子说到:“您母亲好不容易来到日本,因此想以日本的葬礼来送您母亲。在这一周里,小杨一直如同女儿一样守护着故人。为了让她可以对之后的事项进行翻译,小杨可以作为女儿出席葬礼吗?”

老奶奶儿子和我都同意这一建议。于是,后来的环节都由我作为先导。当灵车来时,我手捧遗像走在队列的最前头。到达火葬场时,再次上香。然后在大家面前,棺材被送入火葬炉。2小时后,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老奶奶的遗骨。我与老奶奶的儿子用筷子按照由脚至头的顺序将遗骨放入骨灰坛内。最后是头骨与喉骨。所有事情结束了。与其说感到悲伤,不如说感到寂寥。没有哭泣只有沉默。老奶奶最后以炯炯的眼神看着我并脸露微笑的一幕,即使是现在,也仍如昨天刚刚发生般历历在目。

如同暴风雨般的一周结束了。在与一起奋战的宫川先生告别时,他将每天都带着的《无障碍美国生活之〈健康·医疗篇〉》”送给了我。并告诉我说:“在日本感到不方便的中国人肯定有很多。请参考这本书,编一本中文版。”

虽然还没有写书,但希望通过这份长长的报告,代替老奶奶向日本和日本人表示谢意。

第二天,我一人将老奶奶儿子以及老奶奶的骨灰送到机场。分别时,老奶奶儿子轻声喃道:“母亲大概会为与大家分别、以及离开日本而感到寂寞吧!”

事后,宫川先生赠与的明信片 (上面写着中日友谊永存)

文/杨威

 杨威

东京理科大学专职研究生院知识产权专业在籍学生。自由翻译人员。

生于1963年5月。在中国“北京大学第一分校”新闻传播专业及日本创价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在日本的企业中工作了12年,目前一边从事自由翻译工作,一边在东京理科大学学习。

相关阅读